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组织社会学十讲》等专著，以及《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官僚人事制度》，《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等论文。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编注：本文注明的几处页码均指该书中文版的页码）是一部自14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家族史，叶家人在15世纪中叶经科举入仕，开始了其修族谱、获封赠、建祠堂、办学塾等一系列活动，也因此留下了其延续兴衰的轨迹。在如此大跨度的时代演变背景下，史料厚实程度不一，作者关注点亦随资料详略而变动不一，如此长时段的史料连缀，实属不易。时至近代以来随着资料的丰富，人物形象也愈发生动。不过，倒是家族早期信息难以寻觅，弥足珍贵。作者特意说明，“叶”字在中文中有（家族大树上）枝叶相连的意思。拿起这本书动因来自研究兴趣，一是想通过家族史得到一些历史上家族与乡绅社会的感性印象；二是对其中透露的传统官僚体制也有兴趣。作者周锡瑞写过关于义和团运动起源的名著，也是阅读动因之一。本书作者与叶家联姻而产生关联，作为另一文化角度下研究中国的史学家，带来了特定的视角和问题意识。作者小心审视资料，有意无意间以自己的学术触觉对资料和题材进行详略处理，对具有“演义色彩”的部分则表示“或难采信”而小心提醒读者。可以说，这是一部经过史学家目光鉴定审视过的家族史。
作者已经很好地阐述了本书主题：“个人即政治”。作者如是写道：“如果我们不能领悟大的历史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些历史进程。相反，个人日常生活中得到小习惯、小习性也有助于塑造人们所生活的和决定历史进程的大社会。正因为如此， 我努力将重大历史事件和变革拉回到个人生活的层面来描述。” （p. 17）的确，家族史伴随国家民族命运而波澜起伏， 特别是近代到当代人物的不同命运遭遇，令人唏嘘不已。在阅读中不止一次地让我联想到“国家与生活机遇”这个主题。
家族作为血缘关系上的群体，是东方文化中的组织基础，也是不同文化（特别是东西方）间的重要分水岭，如社会学家韦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指出的那样。这些年的跨文化经历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叶》书是以家族为主线的，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家族组织所特有的等级与关爱双重关系或清晰或隐约地贯穿始终。叶氏家族自15世纪以来开始记载族谱，并向上追述到14世纪的祖先。在随后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家族发展的各种线索，为读者呈现出历史中国中乡绅社会和官宦家庭的一个侧面。以我的学术眼光来看，族谱可以看作为一个家族呈现的“正式制度”。作者特意花费笔墨描述叶家家训，让我们窥见其中反映出的伦理原则：孝父母，和兄弟，正配偶，肃闺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士绅世家的道德信仰，伦理等级。这些辞藻中有对后人的敦敦告诫：“为士者，……退为有本之学，进为有用之才”，还包括了“宜尽力农桑” 的生活之道。在充斥当代政治色彩的话语中生活惯了，读到这些久违的传统道德说教，似乎重新洗礼一番，居然有些许新鲜感；又想到，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基层社会内部“正式制度”的组织机制已是荡然无存了吧？抑或形式尚存（族谱仍续），但规范效果式微？当然，在族谱和家族传说中不仅是说教规劝，还特意记载了各种具体事例，以为示范，垂训后人。如办学育人，代兄抚孤，等等。其中还折射出家族与乡间邻里间的关系。叶家作为显赫家族，颇有声望，时而出面调节邻里纠纷，等等。叶家家族史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家族兴衰与官僚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功名成，家族兴；功名去，则家族衰。实际上，叶家的第一次修族谱，即缘于15世纪叶家有人首次获得进士功名，打开了通往仕途之路。史学中华南学派的一系列研究指出：明清以来的家族兴起由国家自上而下的组织而成，这一点在叶家发展中亦有体现。如作者注意到，族谱排列中，决定地位的是考试科名，而不是家庭排行。关于叶家的官宦经历，书中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叶坤厚与叶伯英父子之间。叶坤厚到河南入仕，两个弟弟携全家来到哥哥处辅佐。在动乱期间，全家投奔在贫穷省份陕西做知县的伯英弟弟那里，因为这个职位代表了叶家人在官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而且虽然无法做到父位子袭，但代际间地位传递的机制，在书中记载中仍然赫然在目。“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的说法，的确捕捉到了这一鲜明特点。即使到了近代，叶家落脚天津，从事商业而发达，其根基仍然在于与官僚体制的密切关系。作者不止一次地感叹道，“在帝国官僚体制中，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升迁都得益于家族成员的治绩和勋业。” （p. 15) 直白地说，建立和维系家业，得益于家族中有人在官僚体制中谋得高官职位。如书中描述，若官场无人，连重修祠堂门面的愿望也只能束之高阁。正因为此，集家族之力谋求科举功名，而功名后又承担义务提携族人的做法似乎是家族发展兴旺的必然机制。家族的作用不仅仅是科举入仕，而且包括官场磨炼，一如叶坤厚对长子叶伯英的敦敦告诫：“性情须养厚，衣食漫嫌粗。”有意思的是，族谱中也反映出家族与官场关系若即若离、欲罢还休的纠结心态。据记载，叶家族中一位饱学之士被要求去辅导安庆知府之子读书，但他拒绝从命，刻意与当权者保持距离。这一镜头与书中家族与官场密切关系的大主题颇有些不协调，大概是道义担当的形象把。
家族提供了社会的组织基础，而家族起伏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到了近代，叶家家族落脚天津，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官商之间发展延续。最后叶家兄弟及其子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历了戏剧般的人生经历，个人与家族越来越屈就于政治力量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也更为生动细致起来，不过他们的遭遇也与同时代人越来越相似，为我们越来越熟悉了。回想一下，叶家家族的经历并没有超过文献中已经提供的信息，但这些感性材料、栩栩如生的形象和经历给人带来了更为生动、直接的印象和触动，也因此引发新的感受和思考。这本书让我感兴趣的另一方面是关于官僚体制的描写。叶家若干成员曾出仕为官，他们的人生经历提供了窥视官场宦途的一个侧面。作者特设“晚清的官场生活”这一主题叙述（第五部分），仔细描述了19世纪晚期的官员心态，以专业训练的敏锐眼光和思考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察。如作者所说，从叶家官场上的活跃人物（叶坤厚、叶伯英）等的吟诗和记录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些19世纪中叶官员的思想，这在官方文献中有时是看不到的。其中一个令人深刻的镜头，是官场见闻中的仪式感。作者注意到，在叶坤厚有限的觐见皇帝场合中，他列出了清朝胜过历朝历代的诸多方面，首先提到的就是皇帝注重这些仪式。朝廷举行庄严任命仪式，借由这种方式来激发官员对皇帝的忠诚感，即所谓 “常记天威临咫尺”的敬畏感。官僚体制的向上负责制和忠君思想也浸透在日常生活之中，如母亲对叶坤厚的警示：“汝以祖宗余荫登仕籍，当为皇帝勤民事，布慈惠，克己奉公。”（p. 63）官员的要职是为皇帝办事，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注意到了战乱与官途之间的重要关联。通常科举制度下的官宦生涯按部就班，以功名资历为重。在这一方面，叶家的科举入仕道路并不通顺，家族经历过科举无果的长时段，其命运也随之低落。叶家在晚清再度兴旺与内乱时期的机会结构变化有关。但在内乱镇压（如太平天国）时期，时局动荡导致武力当道，使得原来只经过低级科举考试的一批官员因为军事经历（湘军、淮军）得以高升，叶家兄弟及儿子亦属此类，也因此改变了随后的历史进程。这让我想起政治学家约翰·帕杰特(John F. Padgett)曾提出的一个观点，时局演变导致有不同经历的人们进入新的领域，从而带来新的运行模式，导致制度性创新。不知作者的这一观察与后来出现的北洋时期是否有所关联？而那个时期又影响到了民国的历史进程……又想到，几十年来运动起伏导致的众多人生轨迹剧变，抑或影响了随后的历史进程？这正是作者提出的本书主题：“个人即政治。”
最为有趣的是作者关于晚清官员的眼界志向的观察分析。在同光中兴时期，各地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但在内地官僚身上却毫无痕迹。“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位官员，他沉浸在祖国的文化和历史之中，并决心要将这种传统的盛况保存下来。”“从他们的言行当中，人们几乎感觉不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他们的周围潜滋暗长。” （p. 132-133）作者感慨道：“在19世纪后半叶，决定中国地方一级如何治理的就是这一类型的官员。他们关心的不是现代化，甚至也不理解现代化的概念。他们的治事中心是恢复和维持秩序。他们反思内乱的根源，以及平定内乱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件事情曾经耗费了他们许多精力，也是他们为官生涯的最主要内容。”（p. 79 ）当然，这些官员经历了外扰内乱的各种纷乱。但对于他们来说，影响他们命运的遭遇主要来自内乱，因此这些经历左右了他们的立场取向。延伸来说，国家规模导致了强大的内向性力量；而正是这些不同方向上力量的平衡合力，决定了历史进程的方向和节奏。家族—官僚体制—国家制度，这是认识中国国家建设历史演变的一条线索。在历史上，科举制度建立了家族与国家间的密切关系；而官僚体制中的丁忧制度、幕僚制度等又强化了官僚体制与家族间的交融互动。家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变迁和地位起伏。在清末乡村社会中，家族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基础，也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石，反映在叶家官员所谓“治民如治家”的治理观念。在当代社会，家庭关系受到政治力量冲击，以致家庭反目的情形时有发生。但作者注意到，在高度政治压力下，叶家家族不但没有衰落，其内在凝聚力反而得以强化了。这让我想起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iedman)和毕克伟（Paul Pickowicz）等人的研究工作，他们注意到，在合作化后的治理高压下，农村中的家族关系受到打击，但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转入地下，而且更为强化以便相互支持，随后在改革开放时代重新焕发活力。
近代以来，家族文化似乎日益淡化，家庭范围逐渐缩小，从大家族，四世同堂，核心家庭，到丁克甚至单身，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伴随现代化过程而来类似的潮流。然而，另一方面，家族般关系似乎在近些年来获得了新的强大的生命力。以略微熟悉的学术界为例，基于师门、同年而来的等各种泛血缘关系比比皆是。前几天与一位大学老师聊天，她谈及，现在有了“亲师姐、亲师妹”之称呼，以区别粗泛的泛血缘称谓。可见，家族文化及其变种在当代中国正方兴未艾。要感谢旧时代的传统和士大夫生活方式，使得叶坤厚留下了几千首诗，叶家保留下大量的历史文物（族谱、家训、口头相传的传统），给我们了解过去时代的一个难得角度。特别是写诗寄思这一形式，使得我们对主人公那时的心境思绪有所体会，对那个时代的体温有所感受，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有所观察，这远不同于通常的冷冰冰、说教口吻的档案文件。还要感谢作者的写作，寓观察感想于叙述中，将档案文字与描述旁白摘捡连缀，浑然一体。文字翻译也极为通顺，给读者阅读带来愉悦感。惟有一点，翻译基本保留了原来英文句子架构，但在翻译中不时使用了体现中国文化底蕴的成语词汇。这些极有文化的辞藻镶嵌在英文句式中，有时给读者带来突兀错位的感觉。本文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经许可转载，标题为编者所加，不当之处请周教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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